「卜居易」卜易居算命网

2022-07-02 03:07:04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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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讲杜诗:从《卜居》到《堂成》

上一讲说杜甫在公元759年冬来到成都,写下他关于成都的第一首诗,也是他在成都4年时间里写的200多首诗的开篇——《成都府》。我们把《成都府》的这种铺陈而纪实的写法跟他的另一首同样写成都的高度概括写法的诗《赠花卿》,以及李白同样也很概括地写成都的另一首诗《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作了一个比较。可见《成都府》这些诗既有很强的文学性,也是一个城市历史面貌的真实写照,在审美表现的同时,还提供给我们认知一个城市、认知一个地域文化的生动记录,从而为我们认识当下的成都提供一些有趣有益的参照。

今天我们讲的《卜居》和《堂成》是一组诗。《卜居》是杜甫在成都写的第三首诗。成都有全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两个文化地标,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武侯祠的营造是后人基于对诸葛武侯的缅怀而建立起来的,而杜甫草堂,就算今天的草堂跟过去的草堂可能有一些差异,但它的营建的起始则完全出于杜甫自身为寻找一个栖身之所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卜居》

构建房屋,第一就是选址

现在我们来看《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卜居是什么意思?卜是占卜,在这里是选址。杜甫来成都想要营建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建一所草堂。盖房子首先就要选地,找一个建房的地方。一上来就点明,选在了“浣花溪水水西头”,锦江绕着成都,它在成都西南边,将到城前的一段,叫作浣花溪。“主人为卜林塘幽”,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不是今天才有,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出现于商朝的“井田制”,到西周时已发展得很成熟,国家把土地功能进行了划分,要开垦一块庄稼地或者营造一片山林、盖一所房子,都要获得批准。所以杜甫说,主人为我选了这个地方,有树林、水塘,一个幽静之处。

这个主人很多读者都会猜测他到底是谁?杜甫没有写出来,所以引起后世注杜诗者不同的猜测,但大多数人以为是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他与杜甫有旧,交往不深,但认识。同时裴作为一省最高的行政军事长官也有这个权力。

“已知出郭少尘事”,就是在城外,少沾染尘俗之事。杜甫后面的诗也写过,“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其实那时候成都没有十万户,据史料记载,杜甫来成都的时候,成都大概七八万户,二三十万人口。“郭”是外城墙。我们讲《成都府》的时候已经说过“曾城填华屋”,曾城,就是说城墙不止一层。两重城墙,是古代军事防御的需要。里层叫城,外层叫郭。杜甫一个丢官去职的流浪文人,不用到城里上班,也就不需要住在城里,所以选一个清静的地方。“更有澄江销客愁”,有清澈的浣花溪江水,消去羁旅漂泊之愁。

这是一首律诗,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对仗的,“少尘事”“销客愁”是对仗的。下一联对得更工稳,“蜻蜓”对“鸂鶒”,“齐上下”对“对沉浮”。“无数蜻蜓齐上下”,那么多蜻蜓上上下下,直升机的飞行姿态就是仿生蜻蜓,杜甫描写眼前景物的能力非常强,用的词很少,但是却形象而生动。“无数”与“一双”也是数字对数字。“一双鸂鶒”,鸂鶒是鸳鸯的一种,身上带点紫红色,在水上随着波浪起起伏伏。大家知道鸳鸯是爱情鸟,它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很少行单,除非另一只死了。

“东行万里堪乘兴”,杜甫认为,草堂选址这里有一个好处,如果他想离开这个地方,附近就是水码头,马上就能上船顺江东行。到哪里去?“须向山阴上小舟”。杜甫年轻的时候,二十出头,豪气干云的时候,从河南出发,到过吴越漫游,到过浙江的绍兴。这里说,一高兴就放船走了,等船靠到岸边,把小船系在码头上,已经是在绍兴的山阴了。

杜甫,或者说唐人写诗有一个习惯,新写的诗歌却用以前诗人写诗用过的题目。今天我们写文章有一个忌讳,就是别人用过的题目我们就不敢用了,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顾虑,用别人的题目是不是也是某种抄袭?没有创新?不能超越?但杜甫是一个大诗人,胆子大,他不怕用别人的题目。那意思是即便用了旧题目,但我完全会写出新意来。大家知道《楚辞》。写《楚辞》的诗人不止一个,但传世的主体部分,四分之三以上其实就是屈原一个人写的。《楚辞》里也有一首《卜居》,这个卜就是去问一个人,相当于找一个人算命。屈原那时候经常给楚王提意见,楚王不喜欢他,别的大臣进了谗言,屈原就被驱逐出政治中心。古代的人都有一点迷信,所以他就去找人算算命,说为什么大王如此不喜欢我。一问,再问,为什么我提这样的一条意见,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大王不能够接受?那首《卜居》记录的是屈原跟卜者之间的对话,一问一答,通过这样的对话,也是在寄托他对于楚国命运的担忧。杜甫用原题,却写出了新意。不是问国家与个人命运,而是选一个建房子的地方,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地方。唐人自信,杜甫也自信,敢用前人旧题写出新篇,后来白居易等人都很大胆,都敢用过去人用过的题目,这也表示他们的自信。屈原写《卜居》的时候一腔悲情,杜甫也是一腔悲情来成都的,但是在这里可以展开新的生活,又有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他笔下确实表现出一派欢欣,《成都府》的惆怅和忐忑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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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联“东行万里堪乘兴”用了一个典故,也是杜甫自己后来诗里写到过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讲草堂的故事,要知道其地理。要知道离开浣花溪不远,有一个码头。码头在哪里?在成都的老南门大桥。距琴台路不远,距百花潭公园不远的江边,有20多年了吧,有人在桥边造了一个海上轮船一样的建筑,但古代的江船显然不是那种样子,因为锦江的水不能承载那样的船。而且那船形建筑造得并不好看。这就警醒我们,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对文化要稍加研究,不是只要一个概念,就那样弄一艘船放在那里,那样的浅陋,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那时候成都人东行,多走水路。走水路东行,都是在那个地方上船,而且有典故。三国时代,诸葛亮送大臣费祎出使东吴,就是在那里上船。江上有桥,桥下就是码头。上次我们讲秦汉时代建成都城,周遭江上一共有九座桥,其中一座就是南门的万里桥,不是这座桥通向万里,是从桥下的码头一上船就通向“万里”,走长江、出三峡。费祎在这里和诸葛丞相告别,说“万里之行,始于此矣”,后来在成都送人东行就会想起这个典故。后来成都的码头有变化,南宋诗人范成大离开成都东归时,码头就挪到了合江亭。再后来到清代,码头就挪到了九眼桥和望江楼之间。但是在这之前离开成都的码头就是在万里桥。表面上看“东行万里”,字面是通的,但是如果读者有文化,理解感悟再深一层,又从这背后看出第二层以至更多层意思,这就是古诗要用典的原因。历史的叠加增加更深的意味。

《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赀》

有人送钱来了

选了地方还不行,建草堂要用钱。这时候他有一个远房的姓王的表弟,在成都府当司马,带着钱出城来看他。杜甫因此写诗《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赀》以纪其事:“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惟表弟,还往莫辞遥。”

“客里何迁次”,他759年从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四川,不断迁徙,终于在这里得到一个落脚之地,营建草堂了。

“江边正寂寥”,一个人站在这个地基上,蓝图也画好了,但是建草堂没有钱,难免心中寂寥。

“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杜甫来成都这一年48岁,修草堂这一年也就49岁。早在四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诗里就一口一个“老”了,远远看着表弟来了,手上提着沉重的口袋。为什么是口袋?那时候都是铁钱和铜钱,有相当分量。更可能是肩背着一副褡裢。“携钱过野桥”,这个地方平常人烟稀疏,所以叫作野桥,带着钱过桥来看我。孤苦无计的愁闷一下就打破了。

“他乡惟表弟”,说还是亲戚好。“还往莫辞遥”,这次带的钱也许还不够,你还要经常来看我,“莫辞遥”,不要嫌路远。因为他乡只有你这一个表弟。

《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

一个规模不大的桃园

有了钱就开始盖房子了。不光是盖房子,主人划给他的地面积应该相当大,足够他着意营造一个很好的人居环境。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搞绿化,或者是培植一个园林。《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写道:“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要东西,问谁要呢?“萧八明府”,在他们家排名第八。明府是什么?唐代客气的称呼,特指县令。“觅桃栽”,要桃树苗。为什么呢?后来他的诗里写了,秋天结桃子,可以吃可以卖。春天呢,可以赏花。“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栽”不是动词,是名词,桃栽即桃苗的意思。“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规定数量,规定时间。春前,至少是春分前,因为栽树都有一个适合的季节。“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美男子,叫潘安。他是西晋有名的文学家,当过县令,就在河阳县。他为河阳令时,满县皆栽桃李。不光是为美观,用今天话讲,也是发展经济林木。潘安除了貌美,在美化土地上也做了贡献,所以后人歌颂他,“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就说的这个。杜甫信手拈来,既道了眼前景,又说了过往史。

从这样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唐代的风气,说明盛唐诗歌的流行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诗歌的爱好程度。跟人要东西也不写信,也没有多恭敬,以比较幽默的语调,就写一首诗,堂堂一县之长就为一个流浪文人把桃苗送来了。

杜甫从陆路北来,经剑阁、德阳、新都,进成都。其间经过绵竹县,县令招待过他。这会儿他又给绵竹县令写一首诗去,也是要东西,也是四句。

《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韦家老二单名一个续字,在绵竹当县令。“华轩蔼蔼他年到”,去年冬天我经过贵县的时候你招待过我。“绵竹亭亭出县高”,县衙里的竹子长得比房屋还高。“江上舍前无此物”,我在浣花溪的房子面前空荡荡的,没有这个东西。“幸分苍翠拂波涛”,你把你苍翠的竹子分一点给我,我栽在草堂前,这些竹子低垂下去就轻拂着浣花溪上的波涛了。韦县令真就把竹子送来了。

顺便说一句,绵竹县得名,就是因为产这种让杜甫看上的竹子:“汉绵竹县,以其地宜竹,故名。”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要栽生长快、很快成材成阴的树

光有竹子不行,还要栽一种树,要栽长得快的树,四川什么树长得快?是一种叫桤木的树。《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中,杜甫写道:“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觅桤木栽”,这个县有点远,在利州绵谷。“少府”是县尉的别称。地方这么远,一个县尉,居然也给他把树苗送来了。“草堂堑西无树林”,隔着一条沟,草堂西边空荡荡的。“非子谁复见幽心”,不是你老先生,谁会知道我想在这里营造一片树林向往幽静的心境?先表扬人家,除了你,谁会懂得我向你要树苗是为了什么?也是说得很幽默很调侃。“饱闻桤木三年大”,多次听说这种树木三年就能长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就期待用这种树在江边这块空地营造出一片清幽的树林。

杜甫写了这首诗以后,非常长一段时间,那么多注杜诗的饱学之士,不知道桤的读音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学问家是从书本到书本,对自然的兴趣不大,不会到自然界寻求知识。后来南宋学者蔡梦弼说:“《蜀中记》:玉垒以东多桤木,易成而可薪,美阴而不害。然余尝历考韵书,无桤字,询之蜀人,相传以为丘宜切。”以前没有拉丁字母的拼音,古代人注音方法中的一种,叫“反切法”,用两个字注一个字。前一个字取声母,后一个字取韵母,声韵相拼得到正确读音。“丘宜切”,就是取“丘”的声和“宜”的韵,拼出来就读“期”。苏东坡是蜀人,他曾经抄过一遍《堂成》,后边加了注,说蜀中多桤木,没有什么大用处,最适合烧柴,做家具大概不行,长得太快了,树材质不行,三年就长大了。近百年来,中国才开始发展起来自然科学的学科,观念也在改变,不光是从书本到书本,更多的求知,是在大自然中认识地理、气象、动物、植物、微生物,然后建立起来认识世界的系统性的科学观念。

《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要松树 做了长期居住的打算

杜甫在成都草堂断断续续住了四年左右,但是看来修草堂的时候他做了长期居住的打算。在《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他写道:“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他要松树的地方也远,靠近广元,也是一个县尉,韦少府,韦班。“落落出群非榉柳”,松树长出来跟落叶的阔叶树种榉树柳树之类完全不同。“青青不朽岂杨梅”,杨树梅树也是春花秋叶,他要的是经霜雪不凋零的长青之树。这个杨梅不是产水果的杨梅,为了跟榉柳对仗,说的是杨树和梅树。“欲存老盖千年意”,松树长成亭亭如盖,老盖,是苍老,苍老的树冠经冬不凋,就是他希望自己有一个园林常存于世,反过来说就是有在这里长期扎根生活的打算。“为觅霜根数寸栽”,什么是霜根?松树经得起霜冻雪压,上边覆盖严霜,它的根还有顽强的生命力。数寸栽,不要太大了,小小的松树我栽起来,要看着它慢慢成长。今天的杜甫草堂,杜甫写过的那些树都有,可惜没有松树。但杜甫确实栽了四棵小松树。他离开草堂后,还牵挂着这四棵小松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那是三年后成都发生兵变,他避难到梓州时写的诗《寄题江外草堂》中提到的。

有了一片竹林,一百棵桃树,十亩的桤木,门前有四棵小松树,草堂大致的格局就有了。但杜甫觉得还不够,要弄一点盆景,点缀 一下小景。要盆栽,这回找了一个大人物。还是写一首诗,却别有分寸,《诣徐卿觅果栽》:“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徐卿,那时西川管军队的兵马使,叫徐知道。“诣”是拜见,亲自去拜见。《诣徐卿觅果栽》,就是有果有花以供观赏,大概就是今天的盆景。“草堂少花今欲栽”,栽了那么多树,小环境还要治理好。“不问绿李与黄梅”,不管李花也好,还是梅花也好,都要。为什么是“绿李”?李花不是白的吗?但是李花的托,植物学称为花萼,是绿色的,映照着李花看起来就白中带绿。你看杏花的花萼,是紫色的,所以看起来是白中带紫。梅花,我们平常看到的大多是红梅。白梅花也有。但是有一种稀少的白梅花,花心带一点绿。因为你是大官家,我亲自上门讨要,不管是那种还是这种,只要有的,我都装上马车拉一些回去。徐卿家在城中哪里呢?“石笋街中却归去”,今天成都有一个石笋街,偏北,有人考证唐朝的石笋街靠近西门。“果园坊里为求来”,“坊”,是唐代城市的规制,四方的街把城市中建筑聚落划成一个又一个方块,也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据说成都城那时是120多个坊,但是有人统计过,说有13个坊名留传下来。果园坊就是其中一个,有些历史久远,坊的名字就消失了。从果园坊讨得盆栽出城回草堂,就要经过石笋街。石笋是大石头。杜甫另有一首诗《石笋行》就写了石笋:“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这首诗以后要讲。成都市内现存还有两个大石遗迹,天涯石、支矶石,过去成都城里大石头还多。干什么的呢?杜甫推测是过去古蜀国的国王或者高官下葬封土后,弄一个巨大的石头立在那里,以表其墓。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房子里还少些用具

花布置好了,房子修好了,里边还缺家具,杜甫应该没有少找人要家具。最后留下一首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找姓韦的人,要大邑瓷碗。唐代四川的陶瓷业是很发达的。“大邑烧瓷轻且坚”,妙在第二句,“扣如哀玉锦城传”,敲起来声音很圆润,就像一个人温和地说话,哀不是哀伤的意思。大邑一敲这个碗,成都城里都能听见。到底是声音被听见,还是名声传得远?显然是名声传得远。这里用心修辞,巧妙一转,就从真实的声音变成名声了。“君家白碗胜霜雪”,听说你们家很多这样的东西,像霜雪一样。“急送茅斋也可怜”,唐诗里时时处处说“可怜”,大部分的情况是“可爱”的意思。说你的碗啊盘啊赶紧给送一些来,我们家也喜欢。他之前已经问人家讨要过东西了,所以是“又”。

两三个月过去了,房子盖好了,竹子栽好了,桤木栽好了,桃树长起来了,四小松也健康成长,讨来的黄梅绿李,这些盆景在篱笆旁边,院子里点缀起来,白瓷的碗碟也送到茅斋了。

《堂成》

成都,给了杜甫一个颇为宁谧的安身之所

《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卜居》到《堂成》,中间这几首诗写得很随意,借钱,讨要东西,不能说每一首诗都写得很好,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从其中却能见到杜甫营建草堂的过程。但是《卜居》跟《堂成》,特别是后一首,却是写得很好。杜甫留下1400多首诗,选到十分之一,这两首诗应该还在选本里。说明这两首写得比较认真,有很真实的情感流露,按照律诗的格律写来,有很强的艺术性。如果再行比较,《堂成》比《卜居》的艺术水准还要高。几个月时间,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靠什么?靠朋友帮助,更靠杜甫自己的精心营构。

就在他来成都的三个月以前,759年秋,他从华州司功参军的位置上弃官不做,挈妇将雏,踏上流浪之路,就是想寻一个安静没有战乱的地方建一所草堂栖身。他第一站想建草堂的地方不是成都,是甘肃天水,那时候叫秦州。他在秦州留下的诗中,有两首就写他想在那里建一个茅屋躲避战乱。他先看中一个地方叫东柯谷。他在《秦州杂诗》第十三首里说:“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像是个适于隐居的地方,而且还可以种些作物维持生计:“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他又选了另一个地方,西枝村。也有一首诗记录这个过程。《西枝邨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卜居意未展,杖策回且暮。”什么意思,想去选一块地建草堂,但意图未能实现,拄着拐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才离开秦州去了同谷,在那里生活比在秦州还惨淡艰难,这才来到了成都,建起了草堂。

他到成都确实不一样了,那么多人对他伸出援手,除了一个王司马是亲戚,别的都是身份不低的人。

“背郭”,说草堂是背着城墙,外城墙,“堂成荫白茅”,他后来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写了,盖顶用的是白茅,白茅四川话叫芭茅,茎秆长,而且质地坚韧,是盖屋顶的好材料。之所以叫白茅,我想是因为这种草秋天开出穗状的白花。盖这个房子时,他寄居在旁边不远的寺院,叫草堂寺,也在浣花溪江边。今天我们去杜甫草堂参观,有个展览室还可以看到,考古挖掘出一些佛寺的残碑断垣。每天往返于寄居的寺院和草堂工地,“缘江路熟俯青郊”,沿着浣花溪的路,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每天“俯青郊”,溪流两边有堤,看到四周郊野就比河道两边低下去一点。“桤林碍日吟风叶”,说桤木的叶子一发开,就把太阳挡住了。动摇的时候它会发出声音,是叶在吟唱风,这就是很用心的修辞,本来是叶子被风吹动发出声音,是叶吟风,倒装一下,就成了“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竹子长起来一丛一丛的,成都叫笼。注杜诗的诗评家常说杜诗善用方言俗语,我看这个“笼”字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竹子就是“一笼一笼”。家里生火炊饭,茅屋顶上升起淡淡青烟,笼竹的苍翠和炊烟的淡蓝混合在一起,两个颜色是相近的。本来是梢滴露,树梢在滴露水,也来倒装一下,说成滴露梢。滴露的梢,和吟风的叶,形成了精巧的对仗。因为别具匠心的修辞,产生出特别的审美效果了。

对一首律诗来说,二联和三联的对仗非常重要。第二联这么好,接下来再看第三联。“暂止飞乌将数子”,春天是鸟的繁殖季节,短暂停留的黑色飞乌带着它刚刚孵出的雏鸟。“将”,率领,带领。“暂止”,不是永远住在这儿,这样用词,就说明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精细准确。“频来语燕定新巢”,大家知道,春天的雨燕喜欢在人家屋檐下做窝,果然在他新修的草堂屋檐下也频频有燕子光顾,在这儿筑下了新巢。又是一副对仗精准的对联,也是一幅美丽的自然风情画。

“旁人错比扬雄宅”,人家一看说杜先生你这草堂就好像是当年扬雄在成都修的草玄堂。杜甫有一点小骄傲,到四川来,也深懂四川文化,他觉得自己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尤其在当时整个时代不那么承认他的时候,他有这么一种自信在。他来到成都就拿四川历史上两个文化名人作比,一个是扬雄,一个是司马相如:“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这两个人在汉代文坛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懒惰无心作解嘲”,我不想给你解释我是不是扬雄。大家知道扬雄是今天成都郫都区人,友爱镇旁边就有扬雄墓。扬雄早年在宫廷里给皇帝服务,写过很铺张的赋,这点跟司马相如一样。到了老年,他对这个事情有反省,觉得写那么些东西,给皇帝歌功颂德,不值得。所以他后来离开官场,差不多是隐居起来,安贫乐道,著书立说。据说就在成都城的西北面,盖了一个草堂,模仿古人写易经的方式写了两部书,其中一部书叫《玄》,所以扬雄把自己住的草堂叫“草玄堂”,这是成都的典故,也是成都的历史。他离开官场,清静问学,门前冷落车马稀,他也不到处去参加场面上的种种活动,日子过得就更冷清了,那些在场面上的人就有点看不起他,嘲笑他。所以他写过一篇小文章回击讥讽那些人,就叫《解嘲》。在这里,杜甫用了这个典故,“懒惰无心作解嘲”。

从《卜居》到《堂成》

诗意的栖居,杜甫成了一个标准

从《卜居》到《堂成》,这就是草堂的构建史。杜甫草堂到今天还是成都最有标志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尤其这些年毗邻杜甫草堂的浣花溪公园诗歌大道的规划建设,我以为这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挖掘得最成功的地方之一。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基于杜甫这样一位伟大诗人留下的文化遗存,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存在而建构的。历史上杜甫草堂几度湮灭,到晚唐的时候,诗人韦庄就发现草堂已经无迹可寻了。韦庄在杜甫身后一百多年的公元902年第一次重建草堂。“辛酉春(公元901年),(韦庄)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在历史长河中,草堂总是毁而重建,直到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成为成都一个光荣的所在。

杜甫的价值越来越被深入认识,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也越来越高,直至被尊为“诗圣”。杜甫来到成都,这个城市用这样美好宽阔的胸怀,在他漂泊乱世的时候,给了他巨大的从肉身的安顿到情感的抚慰。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我们讲到的这十来首诗,以及将来我们还要展开的两百余首诗中,也看到他给成都这个城市留下了多么丰富的一笔文化遗产。一个城市因此有了灵魂。从将来我们即将展开的那些诗歌,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全方位地书写了成都这座城市。在这之前和之后,确实没有谁这么全方位书写过成都。从天气、地理、人情,到当时的生活现实与政治现实。我一直以为,他是给成都文化定调的人。成都的文化不是火锅,那时候还没有火锅。但那时候有诗,有天空、流水、人民、大地,有文化,有记忆。

明代的王嗣奭是对杜诗很有见地的人,他著过《杜臆》。他非常欣赏《堂成》这首诗,说这首诗和《卜居》要对应着看。前诗写溪前外景,写江上的景色。《堂成》写堂前内景,就像《成都府》一样,移步换景,远镜头变中镜头,变近镜头,虽然那时没有镜头,但是人眼就是一种“镜头”。蒙太奇的方法在诗歌里,或者在旧的文学作品中,早就在使用了,因为人的眼球也是可以变焦的。前景是天然自有者,此景则人工所致。谁的人工?杜甫自己营造这个环境。《卜居》跟《堂成》在互相生发、互相映照,但是又互相区别。

前一讲我们讲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观点,今天我们再讲一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有一本书《人,诗意地栖居》,他从当时的一个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得到启发。荷尔德林在《远景》一诗中写道:“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荷尔德林写这首诗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开始产生污染,污染水流、环境、大气,人的诗意栖居就需要向自然回归。他和杜甫写诗的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共同点在于欣赏自然之美。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真正有精神追求的人都把审美当成对当下庸俗的物质生活的救赎。海德格尔就有一本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书里讲,人是居于语言的寓所中,我们用语言跟人沟通,我们用语言进行交流,我们用语言进行自我的思考、审视。更早之前欧洲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说人不思想就不存在。人是因为思想、语言而存在的,因为思想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过去那么多人盖房子,我们也不知道谁盖过什么房子。那些房子跟人一起灰飞烟灭了,杜甫草堂多少次湮没,却有那么多人来多少次重建。他用自己的行动,在流浪生活中,完成了一次诗意栖居。当我们说中国人的诗意栖居,杜甫就成了一个榜样。美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的。美也是不平等的,因为美只在有审美要求的人眼前呈现。有审美之心的人才能接受造物之神的赐予。当年王昌龄流放到贵州,李白给他的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能寄什么东西给你?我把我的心和明月寄给你,我的心是随着照着你的月亮一起到达你身边的。今天当然有人不相信这些,说我都被流放了,我还看什么月亮?那也没有办法。美是需要信仰的。美就是一种信仰。有时候相信也是一种能力,相信也是一种强大。杜甫为什么了不起,修这么一个草堂,别人的高堂华屋都不在了,杜甫的草堂还在。也许将来经过动荡经过自然灾害又不在了,再过些年大家读着杜诗又把草堂修起来了,这叫精神长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什么是存在?短暂的存在也是存在,你要使自己存在着,永远在世,就要提供某种价值,提供某种方式,你就永远存在,哲学就这么拗口,没有诗歌读起来好听。语言、文字的记载和塑造是存在的,它不光是重现过去时代物理性的空间,同时还把那个时代的人的情感方式跟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标准留给我们了,所以人是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所以说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对杜甫来说,就是“我写故我在”。

公务员白居易的一天:谦虚谨慎,忙碌充实 | 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学而优则仕”,在仕途上干一番事业是许多唐代诗人们的人生理想。知名诗人白居易以《长恨歌》《琵琶行》等诗作名传千古,他被贬江州尽人皆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此前他在中央曾担任过翰林学士这一重要职位,在当时,翰林学士是很多文士梦寐以求的职位,翰林学士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呢?在学者、历史学家于赓哲的新作《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中,他根据史料虚拟翰林学士白居易的一天,得以让读者跟随白居易的足迹,走入大明宫,探索唐代文士的生活、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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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早年间出仕后最苦恼的事情是无力在长安买房,这一点早在他进京赶考的时候就有人告知过他。唐张固《幽闲鼓吹》:“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唐代文人科举前都要“行卷”,即送自己的文集给达官贵人们,以求闻达,有利于考试(唐代科举阅卷不糊名)。在拜谒著作郎顾况的时候,顾况以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称长安并不易居,果如其言。最初白居易在长安连一间房也买不起。这个情况持续了不短的时间。在诗文中,他曾以落魄者的口吻,流露出在长安买房安身的巨大希望。只要能够买房,他可以不问地段,也不问环境:“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九《卜居》)因此在早期,白居易只能与元稹、周谅等人合租在比较僻静的永崇坊华阳观,当了一个租房族。

只要能够买房,他可以不问地段,也不问环境:“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集笺校》卷十九《卜居》)因此在早期,白居易只能与元稹、周谅等人合租在比较僻静的永崇坊华阳观,当了一个租房族。

白氏文集古抄残卷

新昌坊位于唐长安城外郭城的最东边一列坊的中间,从坊的南门向东走可以直达长安城东门之一的延兴门。白居易骑马从新昌坊家中出发——唐代除了个别高官坐车,大多数官员上下班骑马。有些俸禄微薄的官员租不起宫城附近的房子,上下班路上花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就必须要早起,以保证不迟到。白居易诗中就反映了这种现象,《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住的地方离官署很远,只能早起。常常还能听见夜晚的更鼓,而马又太瘦,任你鞭打也行路迟缓。

《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也写道:“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待漏五门外,候对三殿里。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游谷,暗谢陈居士。暖覆褐裘眠,日高应未起。”时值寒冬,白居易在漫天飞雪中骑着马,打着灯笼艰难前行,时刻需小心马蹄打滑,中途因为风雪太大灯笼里的蜡烛熄灭。而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扑面而来的凛冽寒风才是对身心的巨大考验。雪打湿了衣衫,落在须发上冻成冰。此刻的白居易无比羡慕盩厔仙游谷的陈居士,可以在暖和的被窝里,睡到日上三竿也不用起。

大明宫平面示意图

白居易终于到达大明宫外,通过大明宫西南隅的兴安门,沿着大明宫西宫墙与西内苑东墙之间的道路向北走。从右银台门进入大明宫时,可以看到在主管内侍的指挥下,无数车马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贡物,通过此门送入位于西夹城内的右藏库,以供皇帝和后妃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右银台门位于大明宫西城墙中部,是大明宫西宫门之一。右银台门是大明宫比较繁忙的一个宫门,翰林院和右藏库都在此门附近,翰林学士上下班都是走此门,给皇帝进献物品也走此门,因此翰林学士会经常目睹给皇帝进献物品的队伍。唐宪宗时期就有翰林学士上书谏止,无奈之下,宪宗只能偷偷吩咐底下人以后进献物品不要走右银台门,以避开翰林学士。因此,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完全有可能目睹此种情况。

戴敦邦绘《长恨歌》

白居易终于到达大明宫外,通过大明宫西南隅的兴安门,沿着大明宫西宫墙与西内苑东墙之间的道路向北走。从右银台门进入大明宫时,可以看到在主管内侍的指挥下,无数车马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贡物,通过此门送入位于西夹城内的右藏库,以供皇帝和后妃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右银台门位于大明宫西城墙中部,是大明宫西宫门之一。右银台门是大明宫比较繁忙的一个宫门,翰林院和右藏库都在此门附近,翰林学士上下班都是走此门,给皇帝进献物品也走此门,因此翰林学士会经常目睹给皇帝进献物品的队伍。唐宪宗时期就有翰林学士上书谏止,无奈之下,宪宗只能偷偷吩咐底下人以后进献物品不要走右银台门,以避开翰林学士。因此,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完全有可能目睹此种情况。

唐肃宗时,因为要平定安史之乱,军国大事往往需要皇帝决策并保密,皇帝需要有心腹为他的决策提供参考,并草拟诏书,秘密发出。于是与皇帝接触密切的翰林学士地位提高,文士以能成为翰林学士为荣,翰林学士草拟的内制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中书舍人草拟的外制。与之相应,翰林学士在人员设置上也更为规范,像中书舍人那样置六人,在其中选择德高望重的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与皇帝密切交流,承接皇帝的旨意。德宗文学素养不错,因此该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更加严格。德宗贞元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多为宰相,参与军国大事。《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载:“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此时白居易的工作就是在翰林院值班,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诏书,而这在李白所在的唐玄宗时期更多是中书舍人的工作。李白的理想是成为中书舍人,他的苦闷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白居易想到这点,不禁为偶像惋惜。但其实李白性格豪放不羁,又爱饮酒,几杯酒下肚嘴上就没了把门的,而中书舍人负责草拟诏敕,是很机要的岗位,需要的是严谨小心,所以李白注定不能胜任。

唐 李昭道 龙池竞渡图(宋摹本)

关于李白为什么郁郁不得志,民间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诗遭恨。其时高力士借题发挥,说此诗是在诅咒杨贵妃。杨贵妃怀恨在心,撺掇唐玄宗把李白赶出长安。但其实此事纯属虚构。第一,时间不对,《松窗杂录》记载此事发生在开元年间,而李白当上翰林待诏是天宝初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他都没有常住长安,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当然不可能找他写诗。第二,和李白同时代或者稍晚的人并没提过李白撰写过这三章《清平调》,这个说法一直到晚唐才出现。第三,历史上李白的确遭过陷害,但施害人不是杨贵妃,也不是高力士,而是张垍。张垍是驸马都尉,娶了唐玄宗女儿宁亲公主,深得玄宗恩宠。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张垍以太常少卿身份入翰林院为学士,与李白成为同事,但是他与李白多有不睦。按照李白的说法,进谗言贬低他的人就是此人。当然,主要原因还在李白自己身上,他豪放不羁,又爱酒,并不是谨言慎行的人。有史料说:“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温室树”典出《汉书》,说的是汉代有个叫孔光的大臣掌机要,嘴很严,家人打听温室殿旁种何树,该人竟然不答。这一点李白能做到吗?显然不行。所以舍弃他是唐玄宗不得已的选择。当官和当诗人毕竟不是一回事,需要的是严谨小心,这方面李白肯定不合格。

在翰林院处理完文书后,白居易刚想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就见传旨的内侍走来,说皇帝召白居易去麟德殿。白居易随着内侍出发,向东走不远就到了麟德殿。麟德殿建于高宗麟德年间,故得名,又由于其前、中、后三殿毗连的结构,又称“三殿”,是举办大型宴会的场所。白居易心想:最近并没有听闻有外国使节、地方节度使来朝,也不是什么节日,皇帝为何会突然召我去麟德殿呢?其实唐后期的麟德殿功能比前期更多,除了在此举办大型宴会,还有召见大臣、试演歌舞等。皇帝召白居易来,是想让他一同观看新排练的歌舞。翰林学士是皇帝近臣,皇帝体恤翰林学士工作辛苦,故特意叫他来麟德殿休息放松片刻,顺便让他帮忙鉴赏,提出意见以供改进。对于皇帝的恩宠,白居易感到受宠若惊,感激皇帝体恤臣下,同时侍奉更加恭谨小心。(白居易确实曾经参加过皇帝的内宴,他在《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一诗中云:“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描述了在任翰林学士期间受宠若惊,谦虚谨慎的态度。)毕竟这是一个直接服务皇帝的职位,是荣光,也是压力。

“三殿”模拟图

翰林学士是皇帝近臣,皇帝体恤翰林学士工作辛苦,故特意叫他来麟德殿休息放松片刻,顺便让他帮忙鉴赏,提出意见以供改进。对于皇帝的恩宠,白居易感到受宠若惊,感激皇帝体恤臣下,同时侍奉更加恭谨小心。(白居易确实曾经参加过皇帝的内宴,他在《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一诗中云:“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描述了在任翰林学士期间受宠若惊,谦虚谨慎的态度。)毕竟这是一个直接服务皇帝的职位,是荣光,也是压力。

皇帝商议完国事后,离开金銮殿。白居易根据皇帝的决策起草诏敕,然后发给相应部门。而后,白居易在金銮殿值班,直到天黑才下班。白居易本身是文士,之前又做过秘书省的校书郎,因此十分喜爱读书,于是出了金銮殿之后,又向东边蓬莱殿的方向走去。蓬莱殿西侧有一延喜阁,这个延喜阁与李泌有关。

在延喜阁中看了一会书,白居易看天色不早,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走出延喜阁,向西从右银台门出去,再向南,通过兴安门离开大明宫,然后骑马回家。白居易是唐代公务员的代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公务员的生活。他们也是按时上下班,有工作地点,有负责的具体事项。能力强的像白居易,还有机会成为皇帝近臣,得以近距离接触皇帝,在皇帝寝宫附近办公。

白居易的一天至此便结束了,忙碌而又充实。

节选自

《唐朝人的日常生活》

(篇幅所需有删节)

于赓哲/著

果麦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摄图网、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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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大诗人白居易等情牵此地

三门峡:大诗人白居易等情牵此地——

三门峡日报社记者 刘书芳

唐宋时期的阌乡县位于今三门峡市灵宝西部。“阌”音wén,指三门峡古地名——阌乡。由于难写难认,现在与阌乡有关的地名,多改为“文”,如文底、文东、文西。阌乡南靠秦岭,北依黄河,风景秀丽,人杰地灵,这里是崤函古道进入中原的第一站,历史上就十分知名。东汉时期,杨震在此居住30多年,教书育人,人称“关西夫子”,今有杨震“三鳣书堂”遗址。历代文人墨客在此停留,遗迹颇多。杜甫、岑参、卢纶、白居易、吴融、魏野、王禹偁、文同、赵秉文等先后都留下诗作。其中,白居易对阌乡等地无端长期羁押囚犯、累及无辜家人的事情极为愤慨,上奏朝廷,并作诗讽刺。吴融乐居阌乡,写下大量诗作,在文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

▲据历史考证,今天的灵宝市豫灵镇文底村即为唐宋时阌乡县城旧址。 刘书芳 摄

白居易为民请命

唐代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吏治腐败,一些地方官吏草菅人命的现象不断出现,阌乡也是如此。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心系百姓。此时,他了解到阌乡等地官吏对待囚犯十分恶劣,狱中长期羁押几十名囚犯,到死不放,其妻儿为供应狱粮,沿路乞讨。如果囚犯死了,还要收押其男儿还债。即使遇到朝廷大赦,也不理会……

白居易对这种做法感到十分震惊,立即写下《奏阌乡禁囚状——虢州阌乡湖城等县禁囚事宜》,向朝廷反映这一问题。奏状原文如下:

“右,伏闻前件县狱中有囚数十人,并积年禁系,其妻儿皆乞於道路,以供狱粮。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狱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转运下囚,禁在县狱,欠负官物,无可填赔,一禁其身,虽死不放。前后两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节文不该,至今依旧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无重于死,故杀人者罪至于死,坐赃者身死不征。今前件囚等欠负官钱,诚合填纳,然以贫穷孤独,唯各一身,债无纳期,禁无休日,至使夫见在而妻嫁,父已亡而子囚。自古罪人,未闻此苦,行路见者,皆为痛伤。况今陛下爱人之心,过于父母,岂容在下,有此穷人?古者一妇怀冤,三年大旱,一夫结愤,五月降霜。以类言之,臣恐此囚等忧怨之气,必能伤陛下阴阳之和也。其囚等人数,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该事由,臣即未知委细,伏望与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闻奏。如或是实,禁系不虚,伏乞特降圣慈,发使一时放免。一则使缧囚获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则明天听及卑,远近自无冤滞。事关圣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盐铁使下诸州县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续条疏其事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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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阌乡等县官吏无法无天的做法感到极其愤慨,强烈要求皇帝立即派人查处此事,以解民忧。

他后来写《秦中吟》第十首《歌舞》,又名《伤阌乡县囚》,再次提及此事: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

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

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

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

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诗中对朝中权贵雪天行乐进行渲染。大雪来了,他们不用担心饥寒,有的还借雪消遣,他们住高宅,乘豪车,衣重裘。在温暖的舞楼中,管司法的廷尉在主人陪伴下,灯红酒绿,欢歌笑语,白天玩一天,晚上还继续。他们怎知道,就在这时,阌乡的监狱中,囚犯却被活活冻死在里边!

白居易借此诗对不顾百姓死活、只知享乐的权贵进行抨击。

吴融逢乱乐居阌乡

吴融(850年—903年),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曾客居阌乡,是唐末诗坛较有成就的诗人,与郑谷齐名。

吴融为官正值唐末,朝政混乱,社会动荡,其才华颇受皇帝唐昭宗赏识,官至户部侍郎。901年11月,唐昭宗被李茂贞劫去凤翔,吴融身体多病,未能相从,客居阌乡。《河南通志》卷六十九《流寓》中这样记述:“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力学富词调,昭宗龙纪初登进士。仕终翰林承旨。卜居阌乡皇天原北……”

吴融在阌乡期间除了对混乱的时局感慨外,还为阌乡的景色所迷,写了很多写景咏怀诗,有的非常有名,如《阌乡寓居十首》:

《卜居》:“六载抽毫侍禁闱,可堪多病决然归。五陵年少如相问,阿对泉头一布衣。”

《钓竿》:“曾抛钓渚入秦关,今却持竿傍碧滩。认得旧溪兼旧意,恰如羊祜识金环。”

《蛙声》:“稚圭伦鉴未精通,只把蛙声鼓吹同。君听月明人静夜,肯饶天籁与松风。”

《山僧》:“石臼山头有一僧,朝无香积夜无灯。近嫌俗客知踪迹,拟向中方断石层。”

《山禽》:“碧嶂为家烟外栖,衔红啄翠入芳蹊。可能知我心无定,频袅花枝拂面啼。”

《清溪》:“清溪见底露苍苔,密竹垂藤锁不开。应是仙家在深处,爱流花片引人来。”

《小径》:“碍竹妨花一径幽,攀援可到玉峰头。若教须作康庄好,更有高车驷马忧。”

《茆堂》:“结得茆檐瞰碧溪,闲云之外不同栖。犹嫌未远函关道,正睡刚闻报晓鸡。”

《木塔偶题》:“西南古刹近芳林,偶得高秋试一吟。无限黄花衬黄叶,可须春月始伤心。”

《闻提壶鸟》:“早于批鵊巧于莺,故国春林足此声。今在天涯别馆里,为君沽酒复何情?”

以上列举的这些诗写景咏怀,短小精当,语言浅近,用典较少,读起来朗朗上口,细细品味咀嚼,颇有意境。这些诗也是吴融诗的代表作。《卜居》《钓竿》两诗含有感慨自己身世之意。其中“阿对泉”,为吴融生活所在地皇天原附近的一处泉名。东汉杨震的家僮阿对曾引此泉浇菜﹐故名阿对泉。“羊祜识金环”,羊祜为魏晋名人,小时捡得邻居家孩子生前玩的金环,有人便认为羊祜为邻居孩子的再生之身。典故之意为生活回到原点。这两首诗的意思是,吴融在宫中做官六年,因为有病退居阌乡,现在变成一个普通百姓。回想起来,当初告别百姓生活,入关做官,现在回归普通百姓生活,感慨良多。《蛙声》《山禽》《清溪》《小径》《茆堂》等诗写景细致入微,把自己乱中取静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吴融在阌乡还写有《偶书》二首:

《偶书》一:“青牛关畔寄孤村,山当屏风石当门。芳树绿阴连蔽芾,长河飞浪接昆仑。”

《偶书》二:“苔田绿后蛙相聚,麦垄黄时雀更喧。只此无心便无事,避人何必武陵源。”

这二首诗与《阌乡寓居十首》格调一致,描绘身边的生活场景,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桃源一般。

903年,唐昭宗返回长安后,吴融再度被召回任翰林,迁承旨,当年在任上去世。有记载,吴融去世后葬在阌乡。《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十五《陕州》中讲“吴融墓在阌乡县,西四十里”。《河南通志》卷六十九《流寓》中记述:“吴融……卜居阌乡皇天原北,后卒,葬于营门右,融有卜居诗。”从这里可以看出吴融对阌乡的依恋。

宋金诗人咏叹阌乡事

▲北宋时,阌乡县改属陕州。 资料图

除唐代诗人在阌乡留诗外,宋代以后还有很多人在此留诗。如宋代以后,魏野有诗《寄题阌乡李氏茅亭》,王禹偁有诗《阌乡旅夜》,文同有诗《阌乡值风》,赵秉文也有诗《过阌乡》。

宋代初年,陕州处士魏野写诗《寄题阌乡李氏茅亭》:

阌乡右邑有吾亲,河上茅亭结构新。

五老分明为北里,三峰咫尺是西邻。

儿孙不厌闲游客,鸥鹭偏谙醉主人。

彼此眠云相隐梦,从今应更往还频。

这首诗赞美阌乡李氏和李氏茅亭。在河上结庐,风景秀丽。来到这里,李家儿孙们热情好客,主宾同醉,鸥鹭在身边飞来飞去。这么好的地方,以后应该常来。

文同是北宋着名画家、诗人,他画的竹子非常有名,深为表弟苏轼赞赏。“胸有成竹”就是苏轼夸奖文同画竹而留下的成语典故。文同在华阴到阌乡间遭遇了一场大风,写下了《阌乡值风》:

烈风吹华阴,古槐若长呼。

高沙起黄碛,四望如一铺。

上马低便面,据鞍兀长途。

日晚过潼关,行客亦已疏。

守吏索姓名,沸乱如虫蛆。

两目不可开,说之使自书。

夜至阌乡县,僮仆相欷嘘。

困定即洗濯,泥土扪短须。

草草具盘飧,零落饭与蔬。

恨无姜少府,为脍黄河鱼。

从诗中可以看到,文同在华阴时,大风就开始刮起,一路上尘土飞扬。文同到潼关时,大风中无法与关吏交谈,只能写字说明。晚上到了阌乡休息时,胡须上都是泥土,又困又乏,赶紧洗濯。晚饭很草率,只能吃些冷饭剩菜。文同这时想起,唐代时杜甫走到这里,姜少府命人从黄河捕鱼,请杜甫吃鱼脍。很遗憾,现在没有姜少府,自然享受不到鱼脍美食。

金朝时赵秉文走到阌乡,想起在唐朝,特别是安史之乱期间阌乡附近发生很多大事。其中,对局势影响最大的,当属在这附近发生的西原之战,唐军惨败后,丢了潼关,长安失守。赵秉文有诗《过阌乡》:

秦关百二天下壮,百万雄师未能傍。

函关未了又潼关,潼关之败何等闲。

九龄斥逐姚宋死,边将邀功从此始。

今年西屠石堡城,明年又起渔阳兵。

朝廷欲藉边将重,不觉胡雏心暗动。

禄山前死未可知,虽有渔阳突骑将奚为。

自古明王重用武,莫笑书生陈腐语。

赵秉文是金朝的文学泰斗,写的诗很有气势。这首《过阌乡》酣畅淋漓地追述了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在阌乡附近发生的重大事件,揭示了唐玄宗晚期追求享乐,放逐贤臣,致使安史之乱爆发,唐军一败涂地,函谷关、潼关相继落入叛军手中。当年如果能听大臣的劝,早早杀了安禄山,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事。诗人感叹,自古以来,都看重武力,却不相信书生,从而使悲剧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来源:三门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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